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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关心政治的人都预料到２００８年是中国的一个难关，这并不需要什麽智慧，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猜到七、八分。

大部分的人都猜到会有人祸，但是没有人能猜到还有天灾，而且是特大天灾。

是的，2008一开年中国就流年不利，先是１月的冰雪灾，然後是３月西藏喇嘛的暴乱，紧接着在巴黎和伦敦上演干扰奥运圣火传递的表演，同时西方国家开动媒体机器发动　天盖地的攻击和对“西藏”的声讨，是少见的西方媒体大合唱。最近发生的是５月１２日四川超强大地震，已经造成超过一万九千人死亡而且数字还在增加中。现在才５月，距离８月８日的奥运会还有两个多月，还会不断有事件上演的，中国不可掉以轻心。

冰雪灾和地震属於无法预料的天灾，其他都是人祸，而且几乎都可以预料到，所以一点都不奇怪。

（一）人祸

所有的人祸都发源于今年８月将在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大陆敲锣打鼓地准备奥运会，西方国家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来扫兴，如果不能搅黄它至少也要搅臭这个盛大派对。大国要来施压，小国要来揩油，就连台湾的马英九也来要胁，号称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会。你想想，中国高调筹备奥运会，把它当成中国崛起的象徵，西方国家和东方宵小能放过吗？这种大事引起列强趁机捣乱和宵小趁机勒索是必然的，他们不趁这个机会敲打勒索还等什麽时候？

世界上重大的人为事件没有一件能脱离政治运作或政治动机。想想看，中国不是新加坡，不是韩国，也不是日本，中国这个人囗众多、块头又大的国家一旦崛起非同小可，是震动整个世界的，连中国人想多吃一点肉都会引起美国的惊恐，宣扬会造成粮食危机。

事实是，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事件。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引发国际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也必然牵涉到每个国家的基本利益和财富分配。小国只能观风向，大国必然主动出手，列强对中国的崛起绝对不会坐视。

李登辉在七年前就说了，北京奥运会过後台湾独立就不可能了，要早下手。李登辉会想到，难道疆独、藏独会想不到？美欧日会想不到？

中国高调办奥运会其实是给自己找麻烦，中国不是傻瓜，怎麽会看不到？但是奥运会一定要举办，而且要办得比其他国家都好，办得符合自己泱泱大国的身分，展现大国的实力。什麽叫做实力？除了中国进步的面貌还要展现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干扰的信心和能力。

今年３月藏独的暴动毫无疑问是达赖喇嘛的策划，因为藏人在西藏、四川、甘肃的暴动是互相配合与呼应的，不是单一的个别事件，显然後面有一个操纵的组织。至於西方国家支持在奥运圣火传递上演的西藏人权闹剧就更明显了，尤其西方新闻媒体对藏独表演的大合唱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偏见与说谎造谣的经典之作，所用的手法卑劣不堪。

总的说来，由藏独引发的一连串政治事件和西方政府与西方媒体的操作是弄巧成拙，对中国的团结做出正面贡献，这是西方国家始料不及的。造成西方媒体最後停止操作最重要的原因。

你想想，在巴黎的大街上藏独份子公然从轮椅上的残疾人士手上抢夺火炬是多麽可笑与可鄙的画面？有什麽正义性？简直是为西藏独立作反宣传。

英国与法国对北京奥运会表现的粗暴与他们强调的人权完全不搭调。奇怪吗？一点也不。就是这两个国家在1860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抢掠了我们的皇宫还焚烧了圆明园。他们都是强盗的後裔，流着强盗的血液，这是不会改变的民族性，只有台湾草包才相信他们代表人权。

西方媒体开动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散布下面的谣言：

......................

西方媒体的歪曲宣传终於激发了中国人的愤怒。

1.1950年以前的西藏并不是西方媒体所夸耀的香格里拉而是黑暗的农奴社会；
2.西藏不是独立国家，达赖都必须接受中国的册封才能得到治理西藏的正当性；
3.达赖喇嘛是西藏最大的奴隶主，也是一个残忍的统治者；
4.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远比五十年前好，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被妥善保存；
5.九成以上的西藏人民满意自己的生活，闹独立的是少数想恢复1950年以前政教合一统治权力的喇嘛，中国当然不能答应。

西方媒体颠倒是非又用修改做假的照片和尼泊尔的暴动照片为西藏独立做歪曲报导，暴露西方媒体为政治服务做不实宣传的本质。

西方媒体完全自毁形象，我认为这是西藏事件中国的最大收获。

在以前，中国人民非常崇拜西方媒体，CNN与VOA（美国之音）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年轻学生，最信任的新闻媒体。现在这两个媒体成为中国人民取笑和轻视的对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软实力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所以说，凡事不可过分，西方国家在这次发动的西藏事件做得太过份了，导致中国人的巨大反弹，特别是最代表西方媒体的CNN与VOA完全丧失了信誉，成为中国最大的收获。

西方媒体的谎言和恶意宣传团结了几乎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除了漂亮、会慢跑、还会说英语的马英九。

马英九跟着西方媒体的歪曲宣传大放厥词，甚至大骂大陆总理温家宝，这是台湾政客做美国鹰犬的经典图像，非常代表台湾人的“尊严”。

马英九给我的最大疑惑就是：一个人脸长得这麽漂亮，脑袋怎麽会这麽不聪明？

不要告诉我马英九这麽做是选举作秀。马英九胜选後仍然这麽认为，并没有改囗。马英九已经是准国家领导人，君无戏言，他说什麽就代表他想什麽。

（二）天灾

大陆１月的雪灾是小状况，带来的不过是短时间的不便，对中国庞大的经济不过是小小的损失。但是５月１２日的四川大地震就非常严重了，财产损失倒在其次，大量人民生命的损失是不能弥补的。

YST承认最初也轻估了这个地震的破坏力。新华社最初发表的数字是7.7级，美国最初发表的数字是7.8级，後来又修正到7.9级，但是最要命的是把震央从地面下29公里修正到地面下10公里，这个差别可大了。要知道，地震威力的传播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震央如果从地面下29公里修正到10公里，地面建筑承受的力道就是原来估计的九倍。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看台湾记者所做的实况报导，都是一些煽情的报导。她们不断重复地震威力如何巨大（什麽相当於多少颗原子弹之类的荒唐比喻）、建筑物破坏多严重度、人民伤亡如何悲惨、救助如何困难．．．．等等。除了煽情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台湾记者不断强调负面的悲惨景况，很少提到大陆人民正面的奋发努力。我总觉得她们在故意夸大和渲染灾情的严重，因为这是台湾观众喜欢看到和听到的。这些记者我即使不敢说她们是幸灾乐祸但至少有看热闹的心理。我从她们的报导感觉不出有什麽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因为她们报导时的神情与用词并没有一丝哀凄。

我个人认为台湾记者这些煽情的报导主要是哗众取宠增加收视率，除此以外完全没有意义，对社会的贡献是负面的。台湾人喜欢看这种报导，就像喜欢看灾难电影，看了很爽觉得自己很幸福。这是为什麽这种报导在台湾会有市场，这种用别人的悲惨生活来反映自己的幸福日子其心理非常不健康。

最令我反感的是记者问那些死去亲人、房屋家产全毁的生还者：「请问你现在的感觉是甚麽？」

这是什麽问题？典型的从别人的悲惨寻找自己的满足。

还有一个受难者对着电视镜头说：「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台湾的物资援助」。

我敢担保这是在台湾记者诱导式的问题下所产生出来的回答。台湾记者对受难人民的优越感和政治导向的报导非常明显。

至於台湾人民在岛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有人在 call in节目说：「叫他们把一千四百颗飞弹卖掉换钱来救灾」，有人在 call in 节目说：「我们捐钱给他们，他们用这些钱做飞弹打我们怎麽办？」

政客发动的捐款援助那就更充满了政治算计，这不需要我多说。

（三）国际人道援助

国际上对自然灾害所做的援助不可能没有政治算计，我们用美国与日本做例子。

美国这次援助缅甸的风灾就要求直接派军队进入缅甸，一方面时代杂志有文章说现在是入侵缅甸的最佳时机，一方面美国授予亲西方的反对派领袖翁山素姬国会金质奖章，接着加拿大政府再颁发荣誉市民给翁山素姬，美国的政治意图再明显不过了。美国的援助是基於人道精神吗？


日本在国际援助上从来不给现款，而是用日本生产的实物做为援助。为了得到日本的援助，受援国几乎都要向日本提出一些资料（或让日本政府进行调查），表面的理由是为了使日本政府了解什麽样的物质援助是适合的。所以日本的援助一方面使国内某些工业受益，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平时不易获得的受援国的生产资料。日本的情报工作是非常细腻的。

说实话，这次的地震灾害中国根本不需要国际援助。中国有钱、有人、有物质、有技术能力，外国能提供的中国本身都不缺乏。中国答应国际援助不过是为了表达开放和透明的政策，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营造国际和谐的气氛，哪里会是因为中国自己没有解决的能力所以迫切地需要国外的援助。

以目前人民币面对庞大的升值压力、强大的出超和拥有的巨大外汇，中国政府即使为地震发行一兆人民币也没有问题。财产的损失估计大约两、三百亿美元，所以钱根本不是问题。中国政府完全能够承受所有救灾和重建的经费而绰绰有馀。中国政府让民间发动捐款为的是表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精神。这是对的，如果YST是中国领导人也会做同样的事。四川大地震中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中国有人力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任何国际友人会像解放军战士那样奋不顾身地救灾。如果你看了灾区的地形图和了解那里的天气就知道在那种环境下空降是玩命，我不敢相信中共的空降兵真的在灾区进行空降。大概全世界也只有中共解放军有决心和勇气干这种事。

中国有强大的生产力，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民生工业，诸如帐蓬、被褥、毛毯、衣服、速食面、饮用水、电池、手电筒．．．等等都有巨大的存货，完全不是问题。中国基础建设非常健全和先进，各种需要的重型机械也完全不是问题。如果灾区缺乏任何物质那是因为道路被破坏导致运输困难，并不是没有这些物质。中国并不需要国外的物质援助 。

至於技术，地震救难有什麽高深技术？

中国基础建设的经验丰富，铁路和公路的修筑是第一流，通讯技术也够先进，尤其桥梁技术领先世界。剩下的就是救难犬、夜视镜、生命探测器等等没什麽大学问的东西，救难最终、最重要的其实是救难人员的双手。地震在抢救幸存人员时是不敢动用重型机械的，主要就是靠两只手挖，非常原始。

国际新闻喜欢炒作，铺天盖地的报导灾区是如何如何的悲惨，然後再呼吁读者踊跃捐款，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中国就撑不下去，中国没有办法解决她的困难。这种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外援，但是为了对付西方媒体的“民主攻势”，中国决定开放国际新闻媒体作现场采访，也接受国际的援助。国际也乐得提供援助，因为这些政府都知道中国有没有他们的援助其实都无所谓，所以乐得享受人道的美名。如果中国（任何国家也一样）真的是没有国际援助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麽西方国家反而不会爽快地提供援助给中国，一定会提出很多政治条件要中国答应，就像缅甸。这是国际现实。

世上绝没有白吃的午餐，所谓“人道援助”只是表面好听的藉囗。

（四）中国的动员能力

中国开放国际媒体现场采访是对的。大陆政府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高效率的动员能力，这是令西方世界害怕的。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这麽短的时间动员这麽大的人力和物力到达那麽偏远的山区。而且在这次动员中没有包括兰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兵力，这就告诉全世界，你们别想趁火打劫。中国非常清楚地展现大国实力。

2002年中国发生SARS疫情（大陆称作“非典”）。台湾对大陆嘲讽，新加坡对中国首先落井下石，西方世界都在看中国的笑话。那时候有什麽国际人道援助？中国大陆展现的实力就是用七天建造了一座有一千张病床的隔离医院，第八天病人进住，医生和护士全部到位开始工作。全世界看到中国很快地有效控制了SARS，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笑不出来了。这就是国际现实。

中国的动员能力震慑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七天之内建成一座有一千个病床的隔离医院。它告诉全世界一旦中国的战争机器开动，中国的战争潜力巨大无比，不容挑衅。

大陆这次在四川特大地震所表现出来的高效率救援行动令西方国家瞠目结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中国所做的，连台湾最佩服的日本都做不到，差远了。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在这麽短的时间把这麽多的军队在这麽恶劣的条件下送到灾区。举个例子，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解放军在负重的情况下能用强行军（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徒步几十公里到达灾区然後立即展开救援行动。每小时八公里几乎是YST空手慢跑的速度。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可以做到。


（五）什麽是民主？

美国与台湾都夸囗自己民主。

什麽是民主？

民主不是人民手上有一张选票。民主的意义是「以人民为主」。

如果用这个作标准，再想想「八掌溪事件」。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当时的国军搜救中心、内政部空中警察队和海鸥中队他们之间如何在政府条文中虚耗时间。四位在洪流中手牵手支撑达两小时最後在全国电视转播下被洪流冲走的人民，他们手上没有选票吗？

我认为温家宝政府比陈水扁政府要民主。

如果用这个作标准，再想想「921地震」。大家不妨回想一下李登辉什麽时候到达灾区，他和灾民的对话是甚麽态度和什麽内容。

我认为温家宝政府比李登辉政府要民主。

如果用这个作标准，再想想「卡翠娜台风」。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当半个纽奥良泡在水里、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的时候，布希总统仍然在打高尔夫球。

我认为温家宝政府比小布希政府要民主。

（六）中国人的信心

大国要表现出来的就是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能够临危不乱和有克服困难的信心。这一点我们在温家宝身上看得很清楚，地震发生後仅仅五小时温家宝总理已经从两千公里外的北京赶到了地震现场，开始指挥救援工作，真是分秒都不耽误。

温家宝对灾民说：救人是整个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救他们，绝不轻言放弃。大家要有信心，只要我们还有一双手就可以重建家园。

是的，中国是大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帮助像中国这麽大的国家，不可能的。中国必须有自信、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营救地震幸存人员、重建灾後的家园，中国要靠自己，也只能靠自己。

举办一个成功的奥运会，中国要靠自己，也只能靠自己。外国人只会捣乱和看我们的笑话。


（七）结论

2008年的前五个月中国大陆的确是多灾多难。但是，无论是上天降下的灾害还是国际列强制造的人祸，对中国而言都是正面的考验，产生了正面的团结力量，更紧密地凝结了中华民族。这是费尽心机的国际列强始料未及的。


不论西方国家如何想把中国的奥运会搅黄或搅臭，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把北京奥运会办得漂亮又风光。譬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巴黎和伦敦上演反中的圣火抢夺和用灭火器扑灭圣火的闹剧与丑剧，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就要上演最风光和最漂亮的奥运火炬传递。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正面反应。

最风光的奥运火炬传递是进行在世界的最高点，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这些镜头我们在一星期前都介绍过了。

最漂亮的奥运火炬传递是进行在中国的福州。你看，５月11日福州美眉林姝敏用芭蕾舞般优雅与漂亮的姿态传递奥运火炬，这就是中国人如何表达自己的信心与欢乐：

嗬嗬，偶关心的事情似乎还真多。。。

 

其实这么深奥的文章，偶看来看去也就只是个一知半解的程度。。。

 

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子。。。这个观点是偶第一次见到。。。

 

努力，只求当一个半肤浅的女人，哈哈~~~

 

 

中央媒体警告：精英里通外国 妄图操控中国经济 瞭望周刊

来源：瞭望

　　《瞭望》——中国大型时事政经新闻周刊。新华通讯社主办， 1981年4月创刊。作为中国最早详尽报道国家高层决策信息的刊物，从创刊时“中南海纪事”专栏起步，便以传递来自中国高层的第一手独家新闻，引起国内外读者的高度关注，树立起她的权威地位。依托新华社驻国内外记者网络，形成了颇具优势的新闻采集能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及研究机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都十分支持《瞭望》的工作，许多负责人亲自指导报道选题、接受采访、撰写稿件。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

　　当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从另一面看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

　　三是影响中国政府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习惯且擅长全能运作的某些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某种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已在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若干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的优越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一些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价。

　　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的部门与机构，扩张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门局部中的小团体利益，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误导高层决策。

　　四是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一些外企集体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因为这类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随时可以辞退这些员工，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不少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现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大都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税收年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合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员工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用职工2000多万，但是组建工会的外企不到20万家。

　　五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有的地方部门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称，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国利益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首先，约束境外利益集团活动。

　　方式一，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动公开法》（1995年） ——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法律也对境外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约束“掮客”的买办行为。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再有，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膨胀，有可能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境外利益集团“同舟共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境外利益的紧密交织，是境外利益集团活动为所欲为的主要诱因。因此，必须坚决遏制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断膨胀。（江涌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